到了18世纪，西方的自然学科如动植物分类学和人类学等迅速崛起，取代了传统的经验观察，开始采用更为逻辑化的分析方式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人被“赋予”了由“白”到“黄”的转变。这一转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瑞典的动植物学家林奈。1735年，林奈在其巨著《自然系统》中，根据肤色将人类分为四大类：欧洲白人、美洲红种人、亚洲棕色人种和非洲黑人。当时，中国人被归类为棕色人种。然而，在1740年出版的德文版《自然系统》中，林奈把中国人的肤色从棕色调整为黄色，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被称为“黄种人”。在林奈的分类中，“黄色”暗含着不健康、疾病等负面含义。显然，黄色这个标签不仅仅是肤色的描述，它被西方人用作了一种文化上的侮辱。林奈的这种分类，无疑体现了深刻的种族歧视和对中国人的蔑视。
林奈的影响力深远，他的弟子奥洛夫·托伦于1750年到达中国后，依据实地考察，对中国人的肤色做了进一步的划分。托伦认为，中国男性肤色偏黄，贵族女性则是棕色，而低等女性的肤色则是黑色。这种肤色划分显然是受到林奈影响的产物，充满了对中国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偏见。
到了18世纪末，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根据人类头骨的形态将人类分为五种：高加索人、埃塞俄比亚人、美洲人、马来人和蒙古人。他依然坚持将人类分类与肤色联系在一起，并将中国人归为“黄色蒙古人种”。布鲁门巴赫的分类不仅继承了林奈的肤色偏见，也进一步加深了种族歧视。在他的框架中，白色的高加索人被视为最优越的种族，智力和能力高于其他种族，而黑色的埃塞俄比亚人则被认为是最劣等的，几乎与猿类相提并论。黄色的蒙古人种则处于中间，尽管相比于其他两者，他们的智力和性格被认为是“固执”和“阴暗”。
为什么“蒙古人种”会成为西方对中国人的固定标签呢？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成吉思汗的西征。蒙古帝国曾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创伤，西方人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恐惧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。因此，蒙古人被视为野蛮和恐怖的代表，西方人将这种恐惧转移到了中国人身上，进而使“蒙古人种”成为了对中国人的一种贬义标记。
正是由于林奈和布鲁门巴赫的巨大影响力，黄色和蒙古人种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标签，进而形成了“黄种人”这一称谓。从本质上讲，林奈和布鲁门巴赫的种族分类充满了傲慢与偏见。尽管他们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，但在科学的幌子下，他们将自身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强加给了非白人世界。将肤色偏白的中国人归为“黄色人种”，显然并非出于客观科学，而是基于西方对“黄色”这一颜色的贬低含义。
那么，既然“黄种人”这一词汇来源于西方的种族偏见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反而接受并且以之为荣呢？
在古代中国，“面黄”这一词汇常常带有消极的意味，意味着身体虚弱或营养不良。像“面黄肌瘦”就常用来形容那些身体虚弱、营养不足的人。然而，自近现代以来，这一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，今天我们不仅接受了“黄种人”这一标签，甚至为自己是“黄皮肤”而感到自豪。这个转变的背后，涉及多方面的因素。
首先，在古代中国，“黄”虽然有时带有一些贬义，但也有着高贵的象征意义。黄帝、黄河、黄土高原、《黄帝内经》等都将“黄”字融入其中，这使得“黄”在中国文化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。到了近代，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也将黄色作为其中的代表色之一，黄色的地位可见一斑。
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的强大力量让中国人意识到必须“师夷长技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西方的种族分类学说也被引入中国。康有为等知识分子把“黄种人”这一概念引入时，特意去除了其中的种族歧视成分。在《大同书》中，康有为设想了一个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社会，在这个社会中，黄种人和白种人是平等的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。正因为“黄”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，再加上康有为等人对西方种族学说的改造，“黄种人”这一词汇在中国逐渐被接受，并且为我们所自豪。
尽管“黄种人”这一名称最初确实充满了西方的蔑视与敌意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经过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转化，变成了一个充满正面意义的标识。我们现在骄傲地称自己为黄种人，正是因为我们继承了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